二玖董以宁容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体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捌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茲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肆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壹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茲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使。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之讣。”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

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比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舒章两之词，取河东君戊寅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荫、虞美、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郞归即醉桃花原第壹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临江仙“春”、蝶恋花第壹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壹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已巳，卒于康熙八年已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毗陵名疑年录壹)，其余诸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明是别一，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辕文未娶妻，其母施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

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载：“方岳贡，谷城，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同书肆二方岳贡传略云：“方岳贡字四长，谷城。”同治修谷城县志伍耆旧门方岳贡传云：“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度诸生，拔予为第一。”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之事亦为当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之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不多，故可不计。就常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