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

(一0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

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

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反对，则跳如雷——现代的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