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可没他能耐，只能在小小纱厂赚点小钱糊养家，”

语气里掩不住的讥嘲和讽刺。

纪老四的爹纪全曾是乔家的一名长工，因为上了乔博文的二姐被李氏给撵出了乔家庄，后来乔博文的二姐嫁去了西安周家，他在外流了几年后也死了心，在隔壁杜庄找了个媳做了上门婿，土改、文革期间，他以被迫害者的身份站出来伸冤、哭诉，让乔家还他一个公道。

那时罪魁祸首乔鑫诚和李氏已经不在了，革命军讲究冤有、债有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祸不及家，再说乔家也没做啥伤天害理不可原谅的罪孽，无非封建主义思想太重，打鸳鸯而已，况且，二小姐根本对他没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翻身把主做，什么都讲究一个平等对待，组织才觉得他委屈，放在过去，他就是一癞蛤蟆想吃天鹅的蛤蟆。

最后乔博文自然没获罪。

不过，纪全却在组织的特别照顾下携妻儿回到了乔家村，又因为他的贫下中农成分和做过长工的经历，被组织编了新编制的生产大队里。

在农村，生产队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多余的农副产品。

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报酬和针对农忙时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社员的工分档次由生产队负责会议核定，对负责会议的核定出现异议则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审定。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事务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男壮年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12分为例

成年男，男壮年劳动力12分；一般男劳动力则定为9分11分；成年，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劳动力中年家庭为67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

高年级男，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

高年级，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

儿童，3分。

乔夏氏一共有四儿三，加上乔博文和小弟乔林辉，乔家一共九，除去已嫁的乔尙琴，乔家的真正能记工分的劳动力只有五。

乔建国正处壮年，却被纪全评为一般男劳动力，工分也只给打10分，乔夏氏为一般劳动力，工分为7分，乔二、乔三一个十八、一个十六，工分只给6分，乔林辉双手算盘打的方圆百里无能敌，被社员选为乔家村的会计，后又被纪全寻了个错从位置上给掳了下来，之后未婚妻退婚，他和他爹一样，是个博学多才却迂腐固执的读书，被这么冤枉，甚觉屈辱，一时想不开，郁积在身，病倒在床，一躺就是一年。

这点工分换来的粮食哪够一家八吃喝的，还要省些下来给乔林辉治病，一时间愁死了乔博文，那时候挨穷挨饿的也不只他家一户，村里很多受不了都出去要饭去了，他自小生活富足，虽家道中落，但家教和尊严都不允许他去做要饭花子，丢不起那，也怕祖宗们被气的从坟墓跳出来

实在没法，只能一家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乔夏氏带着孩子上山采野菜，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野菜不够用，很多时候芽刚冒就被摘走了，那饿劲赶得上长征二万五千里了。

一，乔夏病了，起不了床，乔博文没法只得带着老二老三上山摘野菜，跑了整个山，就摘了一小把野菜，还不够乔尙香一的嚼呢

那时正逢春令，后山的小树都抽芽了，绿油油、水的，乔博文想，反正都是野生的，野菜能吃，野树芽自然也能吃，便带着两孩子挨个树地掳芽子，扒树皮

下山时，被纪全撞见了，拉到大队里，当着一社员的面给安了个扒社会主义树皮的罪名，面壁思过、写了检讨，这才放了出来。

回到家后，乔博文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再加上长期的挨饿受冻，刚进家门就昏了过去，说病来如山倒，当夜发起了高烧，没撑过天亮就去了。

乔夏氏不满四十便守了寡，抱着乔博文好生地哭了一场，带着孩子们在邻居的帮忙下将丈夫葬了，七过后，便将三小崽给了小叔子照看，带着老二老三出去要饭了。

所以，这乔家跟王家算是世仇，如今纪全虽然去了，但他的儿孙们还尙在，现在的乔家村已经分割为四对，纪全的四儿子纪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