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邱妮所表现出的母的天只能让我感到惭愧，因此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厌恶越来越。邱妮给她起名叫点点，让孩子跟她姓邱。

转眼间点点已经3岁了。平常，她叫我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她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她的。她害怕我，渐渐地，我发现她叫我时似乎总是怯怯的。能叫邱妮做的事，她绝对不会来找我。我承认，点点一叫我爸爸，我的胃立刻就抽搐起来，异常地难受。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可以泡在实验室里。

2000年10月的一天，邱妮起床迟了，她叫住我，想让我送点点去托儿所。点点站在邱妮的身后，小手抓着邱妮的衣服，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几乎想都没想，我就皱起了眉，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地低下了，泪水含在了眼眶里。邱妮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她轻轻地叹了气，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送她吧。”说着，她拧开了门锁，走下了楼梯。我的嘴张了两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孩子趴在邱妮的肩，把手指含在嘴里，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朝她挥了挥。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让点点突然焕发了热。她高兴极了，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再见，爸爸，再见！”我的心猛地一动。那天，我的耳朵里一直回响着点点和我说再见的声音。

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托儿所。点点的教室我并不知道，问了才找到了3楼。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老师见我面生，走出来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老师叫她的名字，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晚邱妮回来时，表是那么地惊喜。她问点点：“是爸爸接你回来的吗？”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点。“爸爸好不好？”邱妮问。“好！”点点响亮地回答。我一言不发，我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孩子无罪！”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它超越一切狭隘的感汹涌而来。

2001年夏天，邱妮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高兴。邱妮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点点高兴地说：“愿意！愿意！”

这时的点点，已经4岁多了。虽然我对她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始终是压在我心的一块大石。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有加、温和太少的“父亲”，她一直很乖，也很懂事，但孩子顽皮的天总是压抑不住的。每当她做了什么错事，我就发现自己很难容忍，往往会跳如雷、不肯轻易原谅她。等风过后，我往往又会感到痛苦并自责，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邱妮。

这时候，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面对雅克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之所以想对他说，一是因为他来自异邦，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不会在同事间造成是非；二是因为他充满心，丝毫没有架子，在德国时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

雅克里静静地听我讲完了故事，待我平静一些后，他握住我的手说：“李，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的羞辱，吊死在自家的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们屏住了呼吸。这时，一个叫艾娜的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是因为帮助犹太而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街坊邻居们没有理解艾娜，甚至没有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或者把孩子扔掉。艾娜不肯，于是便有整整夜地向她家的窗户扔秽物，辱骂她，包括她自己的孩子也对她不理解，他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还伙同同伴向母亲扔石。可是，艾娜始终把那个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是多么漂亮啊，你是个小天使。”

渐渐地，孩子长大了。邻居们的行动已经不偏激了，但是还是常有叫他纳粹，同龄的孩子都不跟他玩。他变得格古怪，常常以坏他的财产为乐。直到有一天他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肋骨，邻居们瞒着艾娜把他送到了几公里外的教养院。半个月后，几乎都快发疯的艾娜终于找回了孩子。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愤怒的邻居们面前时，艾娜紧紧地护着孩子，嘴里喃喃自语：“孩子无罪。”

孩子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痛哭流涕，悔恨万分。艾娜告诉他，他可以做的最好的补偿就是真心地帮助大家。从此以后，他发奋图强，样样事都做得很好。最主要的是，他变得无比地关心他。到中学毕业时，他收到